作者简介：杨敏（1987-　），女，甘肃武山人，研究生，天水师范学院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戏剧、戏曲。
 

【摘　要】　通过瑞金时期的艺术实践积累，延安时期的红色戏剧逐渐形成成熟的艺术形态。作为陕甘宁边区文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陇东红色戏剧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期间充分发挥了教育民众、宣传政策、动员群众、丰富文化生活的多重功能。自1929年开始，早期共产党员以及包括陇东剧团、警三旅宣传队等专业文艺团体相继在陇东地区开展创作演出活动。这些团体创作演出了大量以宣传红军政策、号召抗日救亡、配合边区生产建设为主题的戏剧作品。戏剧工作者田益荣等人还创造性地采用“旧瓶装新酒”的艺术手法，通过对传统戏曲形式的改造创新，在陇东地区有效地开展了革命思想宣传、参军动员和现代意识启蒙等工作。

【关键词】　陇东边区；红色戏剧；抗日救亡

中图分类号：J8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25)16-0005-04

陇东革命根据地作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关键组成部分，其红色戏剧创作在陕甘宁边区文艺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1929年至1949年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庆环农村剧校、陇东剧团、三八五旅政治部宣传队、警三旅宣传队、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七分校文艺工作队、第四军第十一师文工队以及庆阳军分区文艺工作队等专业文艺团体，在陇东地区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戏剧创作与演出活动。这些红色戏剧作品不仅推动了陇东地区戏剧艺术的发展，更有效传播了革命理念与爱国主义思想，促进了当地民众的思想启蒙运动，也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历史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陇东红色戏剧萌芽

陇东地区特指甘肃省庆阳市所辖区域，因其位于甘肃省的东端，故惯称“陇东”。该地区地处陕、甘、宁三省交界处，素有“陇东粮仓”之美誉。早在1929年，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活动家就已在陇东地区创作了大量充满革命激情的爱国诗词，并组织当地群众传唱《国际歌》等革命歌曲。1930年前后，刘志丹等革命先驱相继来到陇东开展革命工作，他们创造性地运用民谣、民歌、诗词及革命故事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传播革命思想，创作了《跟上老刘闹革命》《南梁来了刘志丹》《一杆杆红旗空中飘》等脍炙人口的红色歌谣。这些革命文艺作品在华池县南梁及整个陕甘边区广为流传，成为鼓舞群众革命斗志的重要精神武器。

当地群众通过信天游这一传统民歌形式传唱道：“一杆杆红旗一杆杆枪，刘志丹的队伍上南梁”“中华民国二十年，红军树旗三嘉原，谢子长，刘志丹，锦章、细咀子扎营盘……”1934年11月，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在南梁正式成立，并专门设立文化委员会开展文艺宣传工作。苏维埃政府创办的军政学校（被当地群众称为“红校”）成为革命文艺活动的重要阵地，每逢重大节日或庆祝集会，军民和学生都会共同演出反映革命斗争的秧歌、舞蹈和戏剧作品。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红一方面军途经陇东地区时，积极开展党的路线政策宣传，催生了一批歌颂红军英勇事迹、反映红军战斗生活的革命歌谣，如《共产党来了跟上走》等，这些作品生动记录了红军与陇东人民的深厚情谊。

随着陕甘宁苏维埃政府的正式成立，陇东地区首个红色戏剧团体——陕甘宁剧社（后改组为人民抗日剧社庆环分社并迁至延安）应运而生。遗憾的是，由于存在时间较短，该剧社未能留存下系统的活动记录。与此同时，红军西征部队中的步兵学校宣传队在庆阳新苏区、河连湾、木钵及镇原等地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巡回演出，其演出剧目包括《抓白匪》《放下你的鞭子》《庆祝舞》《松花江上》《小放牛》《亡国恨》等。这些作品以其鲜明的战斗性和创新的艺术表现形式深受当地群众喜爱，经常需要加演多场。据《红色中华报》记载：“在宣传中最有效的就是新剧团，他们在曲子一带演了几次剧，甚得群众欢迎，群众非常相信”。此处所称的“新剧团”正是红军步兵学校宣传队，该队后来改编为红军教导师宣传队，继续在陇东地区开展革命文艺宣传工作。

西安事变后，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陇东革命根据地迎来了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经过瑞金时期的摸索和艺术实践积累，红色戏剧创作与表演在陕甘宁边区逐步走向成熟。正如相关研究所指出的，瑞金时期的红色戏剧艺术形式较为单一，中央红军抵达陕北之后建立了陕甘宁边区，相对稳定的生活唤醒了人们对戏剧的需求，因此真正成熟的红色戏剧，就是在这里开始出现。

1937年9月，随着陕甘宁省的行政调整，庆环分区正式设立，各类专业戏剧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八路军三八五旅宣传队奉命进驻陇东，庆环农村剧校宣告成立，各部队文工团和宣传队相继在陇东地区驻防并开展戏剧演出与思想宣传工作。与此同时，庆阳当地的戏曲爱好者自发组建了秦腔研究社，合水、镇原等县也陆续成立了文艺宣传队和业余剧团，标志着陇东地区红色戏剧发展进入了空前繁荣的新阶段。

二、动员参军抗日的戏剧作品

井冈山时期，红军文艺工作还处在萌芽状态。在歌咏、曲艺、舞蹈、诗词等多种艺术形式中，戏剧凭借其通俗易懂、直观生动的艺术特性，自然而然地成为红军文艺的主要载体，承担着娱乐官兵、宣传政策、教育群众的重要职能。这一时期的戏剧创作以活报剧和传统戏曲改编为主要表现形式。作为一种即时性的舞台艺术，戏剧通过现场表演将创作者的意图直接传递给观众，而观众则通过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与作品产生深层次的情感共鸣。戏剧艺术特有的感染力与表现力，使其成为传播革命思想、阐释政策方针、培育民族意识和弘扬爱国精神的有效媒介。当红军宣传队进驻陇东地区后，戏剧艺术再次被确立为开展革命宣传和组织群众动员的核心文艺形式。

自1936年起，陇东地区的各剧团、剧校及宣传队陆续创作并演出了大量以宣传红军政策、动员群众参军抗日为主题的戏剧作品。这类作品不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更蕴含着深厚的爱国主义思想内核，在交通闭塞、文化相对落后的陇东地区有效地传播了国家意识与民族观念。现存的代表性剧目包括取材于民国政要田昆山事迹，表现其惩恶扬善的秦腔剧目《田胡子过泾川》（1939年，吕士林创作）；描写张凤娇兄妹在沦陷区组织群众抗日，最终协力歼灭日军的秦腔剧《张凤娇》（1939年，墨遗萍创作）；反映青年踊跃参军、群众揭露特务阴谋、妻子送夫入伍等典型情节的《保卫边区》（1940年，赵守一创作）；以及刻画日军军官友田敏子因目睹战争对中日民众造成的深重苦难而精神备受煎熬，最终毅然投奔八路军的心路历程的《友田敏子》（1940年，田益荣创作）。这些作品通过戏剧化的艺术表现手法，生动展现了抗战时期陇东地区军民团结、共御外侮的历史图景。

此外，还有一批戏剧作品将参加红军、保家卫国的主题与反抗阶级压迫、破除封建思想紧密结合，形成了更具社会深度的叙事结构。例如黄俊耀创作的秦腔剧《阎王寨》（1945年）；周国谨、穆柯夫、王中才联合创作的秦腔剧《保卫牛家堡子》（1946年）；程士荣创作的眉户剧《小两口》（1948年）；陈光与武玉笑合作的秦腔剧《韩排长起义》（1948年）等。这些作品不仅延续了抗战戏剧的爱国主义基调，更进一步拓展了革命戏剧的社会批判维度。

这些戏剧作品普遍篇幅较短，戏剧冲突主要通过正反人物的对立展开。由于故事素材直接来源于社会现实，因而能够引发群众的强烈共鸣。据记载，在一次部队演出《阎王寨》时，“激起了战士的愤恨，端起枪对准扮演活阎王的演员就要开枪，幸被旁边的同志阻拦、提醒。”^①这一事例生动展现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这些戏剧作品所发挥的教育功能和宣传效应，有效激发了当地群众的参军热情。据不完全统计，环县在抗日战争期间，先后参军6131人，牺牲有案可查的烈士398人，征粮14.2万石，征草153.78万公斤。而1936年环县人口只有39375人，到1948年人口也只有50536人。^②这些数据充分印证了戏剧宣传对动员群众所起的显著作用。

三、创作配合边区生产、生活的戏剧作品

陇东庆阳地区位于甘肃省东部，地理环境相对封闭，许多乡村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当地民众在生产生活方式上仍保留着浓厚的封建小农意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宣传队和剧团进驻陇东后，为更好地配合边区生产建设与群众生活实践，通过戏剧表演、歌谣传唱、文化大棚等多种艺术形式开展政策宣传工作。在“为战争、生产和教育服务”的戏剧运动总方针指导下，陇东分区创作并演出了大量反映生产劳动和减租减息主题的戏剧作品。其中，柯仲平创作的眉户剧《模范城壕村》（1944年）讲述了华池县城壕村农民张振财积极响应政府号召，组织带领村民开展生产劳动的故事；黄润创作的眉户剧《减租》（1944年）则生动展现了减租运动中地主与农民的斗争：雇农张老好在减租后遭到地主董黑霸威胁：“张老好，我哪点对你不好？你种老子的地，把你家老大吃老，小的吃大，还要减租！”张老好被迫继续交租，后在乡长的教育帮助下最终认清形势。该剧于1944年11月5日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期间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做了汇报演出。

此外，马健翎在庆阳创作、由三八五旅宣传队首演的眉户剧《大家喜欢》（1944年）反映了边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的热潮。对“懒汉”“二流子”的改造也是陇东红色戏剧的重要题材，如抗战中期创作的《二流子偷鸡》通过讽刺不劳而获的行为，引导“二流子”走上勤劳生产的道路。同类题材作品还包括《丑家川》《酒仙老翁》等，构成了陇东戏剧创作中独具特色的教育改造主题系列。

此外，程士荣与易炎合作创作的眉户剧《破奸案》（1948年）展现了边区土改过程中的阶级斗争：某村地主暗中破坏土地改革，不仅动摇中农思想，还秘密组织伪村政权企图反攻倒算，最终被掌握敌情的游击队一网打尽。该剧由陇东剧团在华池县元城完成首演。慕崇科创作的眉户剧《坚壁清野》（1947年）则反映了解放战争时期农民的斗争智慧：一对农民夫妇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连夜转移粮食，当邻村无赖引国民党军队进村搜粮并调戏农妇时，他们机智周旋，最终将无赖捆绑送交地方武装。这些作品与表现大生产运动中农民劳动积极性的《刘二起家》（眉户剧）、《十二把镰刀》（眉户剧）、《马杏儿》（秦腔）、《钟专员》（秦腔）等共同构成了陇东戏剧反映农村变革的完整叙事谱系。

关注男女平等、女性解放也是陇东红色戏剧的内容之一。与城市地区通过《玩偶之家》《终身大事》等剧目宣传妇女解放不同，陇东边区的女性解放首先从破除封建陋习入手。黄俊耀创作的眉户剧《大脚好》通过一个农村母亲坚持为女儿缠足最终自食恶果的故事，生动揭示了缠足对女性身心健康的摧残。剧中母亲最终醒悟并为女儿放足的转变，艺术地再现了边区妇女解放的思想启蒙过程。同期流传的红色歌谣“缠小脚，害死人，马匪来了跑不动。大脚前面咚咚咚，小脚后面格宁宁。大脚几步跨过桥，小脚河里跪着跑……”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进一步强化了放足运动的宣传效果。

在倡导男女平等方面，陇东戏剧着重表现妇女参与生产劳动和文化学习的实践。黄润创作的秧歌剧《夫妻开荒》展现了边区夫妇共同投入大生产运动的生动场景；《夫妻识字》则通过一对年轻夫妻互帮互学的故事，反映了边区扫盲运动的成效。由延安文艺工作者创作、三八五旅宣传队排演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同样受到陇东群众欢迎，这些作品共同构建了劳动解放妇女的叙事模式。女性解放不仅体现在戏剧内容中，更实践于戏剧队伍建设中。庆环农村剧校（陇东剧团前身）1939年成立时尚无女性演员，至1942年已培养出李芝芳、邢爱琴、刘桂香等女性骨干。

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指引下，陇东地区的剧团除创作演出戏剧作品外，还创新性地采用“文化大棚”这一形式，将革命思想传播与科学知识普及有机结合。这种宣传模式“有时还要求县政府安排一些妇女干部和他们一起去，将求儿求女的妇女召集起来，让妇女干部讲解卫生知识，指出不讲卫生容易生病。也影响生男育女，要提倡讲卫生，求神拜佛是没有用的。”^③这种宣传方式陇东民众而言，已经超越了单纯的艺术娱乐功能，成为融合科学传播、文化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现代思想启蒙。

四、改编传统戏，“旧瓶装新酒”

红色戏剧的演出场所十分丰富，既包括学校、打麦场、戏台等固定场地，也涵盖庙会和骡马大会等传统民俗集会场合。在宣传演出过程中，剧团工作人员发现陇东边区群众对当地的道情、秦腔、眉户等戏曲形式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这些艺术形式是当地群众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资料显示，1938年三八五旅将领王维舟、耿飚在庆阳城观看秦腔研究社演出的经历，为后来红色戏剧与传统戏曲的融合奠定了基础。1938年7月，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在抗战一周年纪念活动中演出了由王震之根据传统京剧《打渔杀家》改编的《松花江上》。该剧不仅是延安时期红色戏剧的早期代表作，更是“旧瓶装新酒”创作模式的典型范例。

作为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陇东地区“旧瓶装新酒”的实践探索源于演出实际需求。庆环农村剧校成立初期，为解决经费问题赴镇原三岔进行为期10天的演出，每天需上演两本大戏。由于当时仅排练了可供3天演出的大戏，剧团创新采用“改头换面”的方式，将传统京剧《打渔杀家》改编为《新打渔杀家》，讲述国统区百姓反抗苛捐杂税、投奔解放区的故事；《新三娘教子》则借用传统故事框架，表现母亲教育逃兵儿子重返前线；《反徐州》沿用传统戏曲叙事模式，描写汉奸官员在共产党感召下抗日；《访苏州》讲述地下党营救国民党专员的故事。这些改编作品既保留了传统戏曲形式，又注入了革命内容。

田益荣创作的秦腔剧《新柜中缘》是陇东红色戏剧“旧瓶装新酒”的代表作，由三八五旅宣传队首演。该剧讲述抗日战争时期，一位游击队队长化装侦察敌情时意外暴露，被敌人追捕。危急时刻，队长躲进一户群众家中，遇到一位机智的姑娘。姑娘将他藏入柜中躲避追兵，二人相互欣赏对方的勇敢与机智，最终结为夫妇并一同归队。田益荣还改编了《洪承畴》《泣血图》《文天祥》《苏武牧羊》《盗虎符》《将相和》等剧目，巧妙运用传统戏曲故事框架，融入陇东边区的现实题材，以通俗语言宣传爱国主义思想。这些作品得益于田益荣出色的编剧才能，以及三八五旅导演、音乐等部门的通力配合，在群众中广受欢迎。

在舞台呈现方面，这些剧目创造性地将现代革命题材与传统戏曲表演形式相结合，延续了“旧瓶装新酒”的创作理念。由于中国传统戏曲表演具有虚拟性和程式化的特点，更适于表现历史题材，而边区革命生活作为现代题材，给戏剧工作者带来了如何协调传统程式与现代内容的艺术难题。为解决这一问题，陇东剧团进行了大量艺术探索，如在《血训图》中，演员身着现代服装却保留提马鞭、拈胡子等传统程式动作，并借鉴“起霸”“过场”等传统表演形式。“我们演日本侵略军，脸上画豆腐块或画花脸，无论是丑扮还是凶扮，额头上都要画一面太阳旗，代表日本侵略者。上场四句‘引子’，然后报名：‘吾乃日本皇军某某……’。演八路军和群众，是武生打扮，代表正面人物。双方交战的武器有时用木枪，有时用长矛大刀。”^④《查路条》中八路军团长骑马场景，则运用戏曲马鞭象征现代骑马的舞台形象。虽然这些尝试在融合戏曲程式与现代题材方面尚显稚嫩，未能完全解决表现现代生活的艺术难题，但为后来的中国戏曲现代化转型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五、结语

陇东分区的红色戏剧创作以秦腔、道情、眉户和秧歌剧为主体，辅以少量话剧和歌剧作品。边区剧团通过戏剧艺术形式开展革命宣传，在动员群众参军抗日、响应大生产运动的同时，创造性地采用“旧瓶装新酒”的形式，积极探索传统戏曲表现现代社会生活的艺术路径。陇东红色戏剧叙事中的科学思想、女性放足、夫妻识字等观念，间接促进了边区的现代思想启蒙。这些作品一方面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也在陇东根据地推动了一场深刻的现代思想启蒙运动。

注释
①扈启贤：《忆陇东剧团的戏剧创作》，《甘肃戏苑》1983年第4期。
②胡文建：《抗战时期陇东戏剧运动论述》，《吉林艺术学院学报》2021年第6期。
③内容来自内部资料《甘肃陇东老区戏曲活动汇编》中的《文化大棚》，吴宗尧口述，任彦辉整理。
④内容来自内部资料《甘肃陇东老区戏曲活动汇编》中的《发扬革命传统 更好地为人民服务——陇东剧团锁忆》，作者为范雨。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1年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甘肃红色戏剧的历史演化及其当代价值”的阶段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21QN028；甘肃省高等学校创新基金项目“甘肃省红色题材戏曲创作研究”的阶段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22B-155；天水师范学院2021年创新基金项目“甘肃红色戏剧研究”的阶段研究成果，项目编号：CX2021-19；天水师范学院2024年校级教改项目“一流本科课程教学与实践——以中国戏剧史为例”阶段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