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影续航:20世纪下半叶以来成都皮影海外传播研究

发布时间:2025-07-02 22:18:05                                       点击量:

 

作者简介:高弋力(1990-  ),女,博士,四川师范大学,讲师,研究方向:音乐学。

 

【摘 要】 20世纪下半叶以来,成都皮影戏的海外传播逐渐从静态转向动态,除了通过展览、演出等方式进行海外传播,成都皮影戏还借助学术研究、教育交流以及数字化平台传播等多种形式不断扩大自身国际影响力。本文聚焦成都皮影戏的海外传播实践,梳理其传播路径与阶段性特征,深入分析其在跨文化对话、翻译与文化阐释、数字化传播等方面的经验与挑战。研究发现,成都皮影戏的海外传播曾因文化差异、语言障碍和国际话语权等方面的问题而面临困境。但是,通过艺术创新、国际合作与人才培养,成都皮影戏逐步实现了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跨越,使海外观众从初步了解成都皮影戏走向欣赏与互动,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全球传播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与模式。

【关键词】 成都皮影戏;海外传播;巴蜀文化;地方戏剧

中图分类号:J8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25)21-0047-04

DOI:10.26959/j.cnki.CN42-1410/J.2025.21.013

 

20世纪上半叶,成都皮影戏的海外传播以静态方式为主,来华外籍人士的收藏与研究成为其走向国际的重要推动力。进入20世纪下半叶以后,成都皮影戏的传播逐渐转向动态方式,表现为演出活动增多、学术研究增多以及传播渠道的多元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都皮影戏在国内得到进一步传承与创新,同时在国际舞台上持续扩大影响力。随着社会高速发展与全球化进程加速,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海外中国学研究兴起,为成都皮影戏的海外传播创造了新的机遇。通过教育交流、社交媒体推广、跨文化合作以及定制化旅游等途径,成都皮影戏正在不断扩大自身的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其全球认知度。从“物”的收藏到文化动态传播的转型,成都皮影戏海外传播方式的改变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全球语境下的适应力与生命力,为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与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

本研究系统梳理了20世纪下半叶以来成都皮影戏海外传播的历史脉络与阶段性特征,结合大量期刊论文、学术著作、媒体报道等资料,构建起对成都皮影戏国际传播路径的认知。同时,文中亦包含案例分析,例如对成都皮影戏在日本、芬兰、法国、土耳其等地的演出实践的个案剖析,结合具体时间节点与事件内容,探讨成都皮影戏海外传播的实际效果与文化影响力。此外,研究还借助对海外学者如陈凡平、安妮·罗林斯等人的研究成果的文本分析,进一步完善了研究的理论支撑。

一、从“物”到“戏”:海外传播的动态转型(1949—2000)

(一)海外演出:从外交工具到文化展演

1951年,为推动戏曲艺术的改革与发展,毛泽东指出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戏曲改革方针。在此方针的引领下,成都皮影迎来了重现辉煌的契机。成都市先后成立了皮影戏组、西城区皮影剧团,并于1957年将其合并入成都市木偶皮影剧团。80年代以后,成都市木偶皮影剧团开始恢复皮影戏演出。1990年,成都木偶皮影艺术剧院的皮影小组首次出访日本演出,表演了《飞天》和《孙悟空戏斗蟠桃会》等经典剧目,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1993年,该剧组又赴芬兰进行文化交流演出,展示了《诛仙阵》等富有民族特色的节目,进一步提升了成都皮影的国际知名度。至此,成都皮影戏不仅完成了从传统艺术到现代舞台的转型,更通过海外演出实现了从外交工具到文化展演的跨越,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一环。

(二)海外中国学:从“猎奇”到“解码”

20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关注显著增加。传统的汉学(Sinology)逐渐扩展为更广泛的中国学(Chinese studies),这一转变不仅反映了海外中国文化研究的多样化,也体现了跨学科研究的兴起。中国学不仅涵盖对古代中国的研究,还深入探讨现当代中国社会的文化。在这一背景下,海外中国学成为研究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成都皮影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也受到了海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海外汉学家、访学学者以及华人学者通过译介、文论等研究,将成都皮影戏介绍到世界,促进了这一传统艺术形式的国际传播与理解。

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方法多样,既有对文本的翻译和解读,也有对文化现象的社会学、人类学分析。通过这些研究,成都皮影戏的历史、艺术特色、文化内涵以及其在当代社会中的传承与创新得到了更广泛的探讨和传播。总的来说,海外中国学的发展为成都皮影戏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平台,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与理解。

1.从“猎奇”到“解码”的转变

实际上,早在20世纪初,海外汉学界便已开始关注中国皮影戏,但这一阶段的研究多带有“猎奇”色彩。例如,德国汉学家顾路柏和夏礼辅等人编写的《燕影剧》(Chinesische Schattenspiele)主要侧重于对皮影戏的器物描述和表演形式的记录。然而,此时的研究仍停留在表面,缺乏对成都皮影戏文化内涵的深入探讨。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魏明伦的《巴山秀才》的英译剧本在《亚洲戏剧学刊》(Asian Theatre Journal)发表,海外学界再次掀起对四川传统戏剧的研究热潮,成都皮影戏也逐渐进入学者视野。尽管此时关于成都皮影戏的海外研究文献仍然较少,但已通过名人效应初步打开了国际视野。1999年,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助理策展人、华裔学者曾嘉宝(Ka Bo Tsang)在学术期刊《东方艺术》(Oriental Art)上发表了关于成都皮影戏的研究文章标志着成都皮影戏研究在英语世界的复兴。《东方艺术》作为一本专注于亚洲艺术研究的期刊,不仅吸引了学者群体,还得到了大量独立读者和艺术爱好者的关注,具有广泛的公众影响力。这一时期的研究开始从“猎奇”转向“解码”,学者们不仅关注皮影戏的艺术形式,还尝试探讨其社会功能和文化意义。因此,这篇文章的发表对90年代成都皮影戏的海外研究复兴起到了重要作用。

2.21世纪的多元化与纵深发展

进入21世纪以来,成都皮影戏的研究进一步向多元化和纵深方向发展。以纽约州立大学华裔学者陈凡平(Fanpen Chen)为例,她在多部研究著作中对成都皮影戏进行了深入探讨。陈凡平的学术生涯始终聚焦于皮影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她的研究范围涵盖中国皮影戏的历史演变、艺术特色、表演技巧及其在现代社会中的文化价值与传承意义,涉及四川、陕西、山西等多个地方的皮影戏。她还翻译了成都皮影经典剧目《白蛇传》的剧本,并对成都皮影及其剧班进行了详细介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川剧剧本被翻译成英文,而成都皮影剧目多源自川剧。陈凡平的皮影剧本翻译及相关研究,为成都皮影的学术传播提供了重要支持。她不仅将成都皮影戏的艺术价值和文化内涵系统性地介绍给国际学术界,还通过翻译和文献整理,为海外学者研究中国皮影戏提供了可靠的学术资源,极大地促进了这一传统艺术形式在国际学术界的传播。

美国学者安妮·罗林斯(Annie Katsura Rollins)也在她的多篇研究中提及成都皮影戏,例如《中国皮影戏学徒制度的变化:延续问题及中国大陆剩余皮影戏从业者调查,2008—2013》以及她的博士论文《非物质遗迹:中国皮影戏传统保护的可能性》。罗林斯是一位活跃于加拿大多伦多的美国籍跨学科艺术家和社区艺术工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充满浓厚兴趣,特别是在皮影戏领域展现出了卓越才能。她在加拿大康考迪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曾来到四川大学随民俗学专家江玉祥学习,并在四川多地进行关于四川皮影戏的田野调查。随后,她发表了多篇关于中国皮影戏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报告,在这些研究中详细探讨了成都皮影戏的历史、艺术特色及其在现代社会中的传承与发展。罗林斯的研究不仅限于学术界,她还时常通过博客、个人网站等形式向国际观众介绍自己在成都的田野工作,吸引了许多国际关注并促进了跨文化交流。值得注意的是,从罗林斯的博士论文中可以看出,罗林斯在研究中国皮影戏期间也曾得到过陈凡平的指导和支持。这也表明中国传统戏剧在全球范围内的研究与传播已经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学术网络。

此外,到海外访学的中国学者在海外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文章也对成都皮影戏的国际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例如,曾在美国访学的中国学者唐睿也在《亚洲戏剧学刊》上发表了关于成都皮影戏的论文,进一步丰富了这一领域的研究。

从早期汉学家的“猎奇”到当代学者的“解码”,海外中国学学者对成都皮影戏的研究经历了从浅层理解到深入探讨的转变。这一转变不仅推动了成都皮影戏的国际传播,也为世界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新的视角。

(三)传播渠道拓展:从舞台到屏幕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成都皮影戏的传播渠道发生了显著变化,从传统的表演舞台逐渐拓展到数字化平台。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兴盛为成都皮影戏的传播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成都皮影戏能够便捷、高效地触达全球观众,打破了地域限制,吸引了广泛的受众群体。

数字化技术不仅改变了成都皮影戏的传播方式,还为其创作和表演带来了更多的创新空间。通过虚拟现实(VR)技术,观众可以沉浸式体验皮影戏的表演过程,这增强了观看表演的互动性和趣味性。例如,2022年,成都高新区教育文化体育局举办了“趣味非遗之皮影DIY”线上公益讲座,全球观众只需通过扫码即可观看直播,深入了解成都皮影戏的文化魅力。这种创新的传播方式不仅增强了传统文化的互动性和参与感,也为成都皮影戏在国际舞台上的推广提供了新途径。

在2025年1月,成都皮影戏登上国际舞台,参加了由土耳其伊兹密尔市政府和伊兹密尔和伊兹密尔华人华侨协会联合主办的“2025温暖迎春·欢乐春节·共庆中国年”活动,该活动在土耳其伊兹密尔市文化中心举办。在这次活动中,成都皮影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吸引了众多当地市民和国际友人的关注。通过现场表演和互动体验,成都皮影戏不仅展示了其独特的艺术魅力,还增进了中外文化交流与理解。

此外,社交媒体平台如微博、抖音、YouTube等,为成都皮影戏的创作者和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展示和交流的平台。通过短视频、直播等形式,成都皮影戏能够以生动、直观的方式呈现给更多人,进一步激发中外观众对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兴趣和热爱。

总之,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数字时代的到来为成都皮影戏的传承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其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并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更多的认可和喜爱。从舞台到屏幕,成都皮影戏的传播渠道不断拓展,既保留了传统艺术的精髓,又借助数字化技术实现了创新与突破。

二、成都皮影戏海外传播的困境与突围

(一)跨文化对话:理解偏差与符号博弈

文化差异与认同是成都皮影戏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无法绕开的核心问题。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背景、审美习惯、价值观念等存在显著差异,这要求成都皮影戏在推广过程中既要保持其原真性,又要注重自身的适应性与创新性。通过文化阐释、艺术创新等手段,成都皮影戏在国际舞台上的辨识度与吸引力得到增强,从而促进了海外观众对成都皮影戏的文化认同。

在20世纪上半叶,成都皮影戏的海外传播主要由少数外籍人士和文化机构推动。这一时期的传播活动虽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和探索性,但为后续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全球化的今天,成都皮影戏的海外传播面临的首要挑战是跨文化语境下的理解与接受问题。文化符号的差异导致海外观众对皮影戏的叙事方式、艺术形式甚至文化内涵产生理解偏差。为此,成都市相关工作部门通过举办国际皮影艺术节、参与国际文化交流项目等方式,搭建起成都皮影戏与世界对话的桥梁。例如,通过改编经典剧目、融入现代元素,或借助多媒体技术呈现皮影戏,使成都皮影戏不仅突破了中外文化隔阂,还实现了传统艺术与现代审美的融合,促进了文化的相互理解与尊重。

(二)翻译与数字化传播:语言障碍、叙事重构与渠道拓展

在成都皮影戏的海外传播中,语言障碍与叙事重构是不可忽视的挑战。由于皮影戏的台词、唱腔和叙事方式具有浓厚的巴蜀文化特色,直接翻译往往难以传达其精髓。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注重文化适应,通过改编叙事结构和语言表达,使其更符合目标受众的文化习惯。例如,在保留传统故事内核的基础上,简化复杂的情节,或融入现代元素以增强故事的吸引力。这种叙事重构不仅突破了语言障碍,还为成都皮影戏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与此同时,数字化的传播渠道与平台为成都皮影戏的海外推广提供了新的可能性。通过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如抖音、Tiktok、YouTube、Instagram等),可以打造多元化的传播矩阵。例如,利用短视频平台发布皮影戏道具的制作过程、皮影戏的表演片段,或通过直播表演与全球观众实时互动,这不仅能扩大成都皮影戏传播范围,还能增强观众的参与感和认同感。数字化传播与翻译改编的结合,为成都皮影戏的海外传播开辟了新的路径。

(三)人才培养:技艺传承与国际化发展

专业人才是成都皮影戏走向世界的关键。然而,当前成都皮影戏的人才培养面临双重挑战:一方面,传统技艺的传承面临断层风险,年轻一代对皮影艺术的兴趣和参与度逐渐降低;另一方面,具备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的专业人才严重不足,这些因素制约了成都皮影戏的海外传播。

为应对这些挑战,相关部门需要注重培养具有国际视野、跨文化交流能力的专业人才,为成都皮影戏的海外传播提供有力支撑。同时,还要加强与国际教育组织的合作与交流,从而促进我国艺术教育质量的全面提升。例如,可以通过联合培养项目、国际工作坊、艺术家驻留计划等形式,促进成都皮影戏的技艺传承与国际化发展。通过人才培养与国际合作的双向互动,推动成都皮影戏在国际上的传播与发展。

三、结语

成都皮影戏的海外传播不仅是“走出去”的历史实践,更是“走进去”的持续探索。从20世纪上半叶的静态传播到下半叶以来的动态传播,其传播路径的变化体现了传统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下的适应能力与传播逻辑。同时,随着巴蜀文化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与认可,成都皮影戏作为这一文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国际影响力正逐步扩大。然而,在全球化背景下,在快速变迁的社会背景与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面前,成都皮影戏的海外传播仍面临诸多挑战,如文化差异带来的理解障碍、国际传播渠道有限等。如何有效传承与发展这一传统艺术形式,使其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成为了当下成都皮影戏工作者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相关部门应注重构建成都皮影戏研究的国际交流体系,推动其全球传播,为中华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注入新的活力。

在探索成都皮影戏海外传播路径的过程中,相关部门应当进一步关注其作为地方特色文化记忆载体的独特价值。皮影戏不仅是一种表演艺术形式,更承载着地方历史、民俗信仰、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在国际传播语境中,若仅将其定位为一种地方戏剧或舞台艺术,则容易导致深层文化内涵的简化与流失。因此,成都皮影戏的传播策略应更加注重“叙事性”与“在地性”的结合,通过讲述成都皮影戏背后的本土故事、艺人经历与历史变迁,增强观众对巴蜀文化背景的理解与情感共鸣。将皮影戏背后的文化语境与生活经验真实地传达给观众,便能让成都皮影戏真正从“被观看”走向“被理解”,从“被记录”走向“被传承”。

 
注释
①此书由顾路柏(维尔海姆·顾路柏,Wilhelm Grube)翻译,夏礼辅(埃米尔·克雷布斯,Emil Krebs)根据遗产进行审查和补充,并由伯托尔德·劳费尔(Berthold Laufer)编辑并撰写前言。
②一说为《夏威夷大学学报》,但经笔者调研应为夏威夷大学创办的学术期刊《亚洲戏剧期刊》(Asian Theatre Journal)。详情参见:Wei M L.和 Nan G.发表于Asian Theatre Journal的Scholar from Bashan County:A Sichuan Opera。
③参见Tsang,K.B.发表于Oriental Art的Tiger Story:A Set of Chinese Shadow Puppets from Chengdu,Sichuan Province。
④陈凡平在部分学术出版物中以“Fan Pen Li Chen(陈李凡平)”署名。
⑤参见Hirsch,M.E.A发表于Literature的Report on the 2014 UNIMA (Union Internationale de la Marionette)Conference,Nan-chong,Sichuan,China。
⑥参见Annie Rollins发表于Asian Theatre Journal的Chinese Shadow Puppetry’s Changing Apprentice System:Questions of Continuance and a Survey of Remaining Shadow Puppet Practitioners in Mainland China。
⑦参见Annie Rollins在加拿大考迪亚大学(Concordia University)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Immaterial Remains:the (im)possibilities of preserving China’s shadow puppet tradition。
⑧参见Tang, R.发表于Asian Theatre Journal的The Heritage of Wang Piying Troupe:Shadow Puppetry in North Sichuan。
 
参考文献
[1]李冠华.论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4(03):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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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白瑞斯,叶进.中国皮影戏在德国的传播与相关文物收藏[J].艺术与民俗,2020(03):52-60.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4年成都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成都皮影戏海外英文文献整理与研究(1980-202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24CS136;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四川皮影戏海外英文文献整理与研究(1990-202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SCJJ23ND492;2023年成都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成都历史与成都文献研究中心规划项目”一般项目“成都皮影海外英文文献整理与研究(1990-202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CLWX23005。
 

(本文刊发于《戏剧之家》二〇二五年第二十一期  责任编辑:陈洋  闫妍)